摘要：而这一次，则是内外交迫。 ...

中共逐渐丧失对人力资源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分税制的恶果开始逐渐体现出来。

如果地方政府要发行债券，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让投资者明了其财务状况，否则谁敢买地方政府债券？郑春荣说。仍在蹒跚学步的预算报告，透露了中国经济每年的成长方向与潜在痼疾，却无法预言这样的成长是否健康，痼疾是否可以根除。

经济观察报获悉，目前地方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只是把确定的资产和确定的负债编制，比如地方所属企业的资产，体制规划的税收收入，但在一些情况下，土地和自然资源不好划定，暂不编入资产负债表。他表示，以社会保险基金为例，国家财政对其的补贴已经由2012年的6000多亿增长至2014年的8000多亿，2015年或许会安排接近1万亿。尽管问题不少，但时间已经不多了。然而代表委员拿到的预算报告，是三份厚度不同的文件。王雍君认为，目前正在积极开展的地方债自发自还试点，将对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形成倒逼机制，地方政府不仅仅要公开财政预算报告，还应该定期披露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对退休的人而言，与其他通信手段相比，微信社会网络的典型的友谊圈（friendship circle）拓扑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使微信交流成为情感生活的必要部分。猴子见到食物就有这种冲动，由BIS提示食物中毒的可能性。减税政策可以围绕职业学校的校企合作展开。

不过，现行体制中还是设计了一定的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来应对上述问题。在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刚性挂钩的格局下，在薪酬体制改革方面必须有通盘的考虑。如果中国可以创造性地利用本系列一再强调双轨制思路去设计相应领域的改革方案，就可以巧妙利用这些新技术在垄断行业准入、医疗与教育服务、城市交通管理与大城市治理等多领域逐步扩大市场轨，并实现渐进式并轨。而如果仅仅携带公用经费补助部分，其金额将远不足以弥补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后者必将缺乏积极性为流动儿童教育买单。

这种安排与家长的上班时间发生矛盾，家长只好在学校附近花高价将子女托管。而为扩张本位利益，业务主管部门和基层事业单位都有很强的动力去扩大资源占有以不断提高基建规模、人员性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

一个更有效的改革方案是从现在的补贴供方为主的政策逐步转向诸如教育券、对民营医院开放医保等补贴需方的政策，以此强化民办轨对公立轨的竞争压力。  以双轨制推动公共服务部门改革并降低支出刚性 我们曾讨论过如何有效利用建设用地指标与建设用地两个层面的双轨制去激励国土部与地方，推动土地资源更市场化导向的配置，并最终实现双轨制并轨。这里需要进一步考察上述改革思路是否会与教育公平、教育资源均衡化政策产生矛盾。第四，公共服务的定价权由发改委及其下属的物价部门掌控。

  医疗改革要并行推动价格市场化与双轨制 相对于教育领域而言，在医疗部门推动双轨制确实要更为复杂，关键原因是教育服务成本更容易核算，且每个被服务对象的支出水平差距较小，而医疗服务的情况恰恰相反：不仅成本控制难度更大，而且每个潜在服务对象因患病概率和病情严重程度差别而导致最终支出的差距会非常大，这也恰是医疗必须实施社会保险的根本原因。这种理由其实很难站得住脚：因为中央财政大部分收入转移到了落后地区，支持当地的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而随劳动力流动，发达地区其实已无偿享受了此类公共服务的跨区外溢效应。在医保机构和公办医疗机构都存在预算软约束时，如果让他们二者价格谈判，双方就可能都有激励去提高医疗支出的整体水平，并进一步倒逼公共财政不断加大补贴力度。在上述背景下，中央和省有关部门的责任在于测算义务教育阶段的保障性开支、发展性开支和辅助性开支成本。

由于公共教育保障的底线水平本来就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就更应该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去选择改革策略，而中央和省财政只需在此过程中保证托底就已足够。  公立教育部门的双轨制改革 在公共教育部门推动双轨制，政府首先要明确在教育部门乃至一个学校内部，哪些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哪些服务已超出政府保障的范畴？对相应的教育事业单位，财政只应负担那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开支，而不是无限制地提高保障标准。

只要上述综合政策工具运用得当，就可以在降低财政支出刚性的情况下，兼顾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公平。换句话说，对一些涉及公共服务的重要商品，如药品的价格，公共事业部门无权自行定价。

这样就可以在加大职教投入前提下，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去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又让地方财政因产业升级而实现增支。换句话说，通过把医保机构培育为强大的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进行团购，就可以改变目前按项目付费情况下医疗服务提供方诱导需方过度消费的激励。而随政策放水的边际收益递减与边际成本递增，当进一步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也完全耗尽之后，中国就将不得不面对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但2013年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速已降至7.1%，2014年增速继续低迷，2015年的前景更不乐观。必须指出，包括特大城市在内的中国各地方政府间已经存在较强的区域竞争效应，在中低端劳动力已大规模流动、且开始出现短缺的背景下，如果城市政府一味采取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政策，则势必因用工荒、劳工成本过高、市民生活服务成本迅速上升而严重削弱城市的竞争力，即使是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也会不例外。虽然短期内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入园率，但很多地方对公办幼儿园在运转经费保障上却缺乏财政的长远考虑，尤其是教师编制所带来的问题更为突出：由于公办幼儿园新聘用的年轻教师往往都是编制外人员，其待遇水平低于编制内教师，成为当前地方教育系统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实际上，当前流入地政府在本地公办学校接受流动儿童上已经设置了各类政策门槛。即使改革的大方向正确，也不能代表达到目标的路线图不存在问题，更不能代表正确的目标可以在执行中不被偏离。

由于中央业务主管部委并不直接控制基层事业单位的人、财、物，尤其是人事权，自然就有一定的动力去对其掌控资源进行跨区域的均衡配置，以此彰显自己的权力。比如，19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双轨制改革之所以较为成功，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相对分权的财政与经济管理体系，而当前中国的财政与经济管理体系已高度集权化，那么未来要推动双轨制改革就必须逐步降低体制的集权程度，而不是相反。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前的中国经济体系中，产业结构升级后的技工荒需要职业教育改革，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及之后的经济、财政的可持续增长。由于此类运动式的达标建设往往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项目建设易导致严重的基层负债问题，最终对上级财政形成偿债压力。

一种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化的思路，是将目前聚集在少数单位或学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均衡化再配置，强行将财政投入向超薄弱环节进行倾斜，逐步实现公办学校间的资源均衡化。也只有如此，才能为未来顺利加入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这类高质量的全球贸易、投资谈判创造条件，最终推动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体制在国际标准上实现高水平的市场化。本系列改革方法论一再强调，未来要突破上述困境，实现去杠杆、调结构、稳增长、保稳定的多重目标，光靠过去那种行政、财政与经济集权的政策难以奏效。而在财政支出安排上，基本建设、公用经费和人员性经费的支出管控权也被分散到不同行政部门。

应该指出，医疗服务与教育服务在定价上存在一定差别。我们的建议，是通过减税与购买服务的并行改革政策，鼓励流入地政府为外来人口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

例如，企业可将应缴的教育费附加直接用于校企合作开支。与通过专项资金投入的方式相比，基层事业单位一般都更希望通过常规拨款机制来保障自身运转，后者主要指各种指定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或针对某一类基层事业单位的经费保障机制。

实际上，类似的改革思路也可有效地扩展到公共事业部门。学前教育也面临类似的局面

这些不能从传统的经济学找到半点理由。按照现代话来讲，就是有意节制资本、打压诸侯，做到损有馀，实现基尼系数下降，社会贫富差距缩小。从经济数据来看，2014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4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1.4%，而下半年经济增长仅为7.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增速也降为5.3%。美国总统奥巴马20日晚发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演讲,呼吁通过税制改革,向富人加税,给中产阶级减税,继续推行中产阶级经济学政策。

事实上，当前西方经济学也有很强的阶级性。通过将宏观调控由GDP导向，转为就业指标导向，第一次将低收入阶层的财富增长问题作为调控的隐含指标。

就社会启蒙而言，考察经济学说史可以看到，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曾以规范研究作为自己的理论特色，都或隐或现地提出了应该实现什么和反对什么的道德判断问题，并对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学具有阶级性 奥巴马的 中产阶级经济学只是为了2016年大选的爆眼球手法，还是的确反应了经济学的阶级性？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

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前面加上一些前缀是时髦之举，远者如撒切尔夫人经济学，近者如安倍经济学，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广泛的结构化改革，以此提升日本的经济潜力。社会上不同的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肯定会游说统治者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